*夏枯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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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伊尼斯的著作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上都是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库”。一边阅读他没有任何文学风格可言且严谨细密的文字，一边还要参照他不胜其烦、不厌其详的注释，而且整本书叙述主题极其宏大，令人叹为观止，在189页的篇幅中容纳了纵向从埃及文明到二战之后，横向从远东的中国、日本到新大陆上的美国、加拿大。

在我试图用文字来表达对《帝国和传播》理解时，我发现自己不得不从中截取一段话来作为线索，于是我选择了以下这段话：

文明中心的知识垄断占据支配地位，其结果必然是，边缘地区的知识垄断受到局限。尤其是在使用新语言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倚重简单的文字，而不是复杂的文字。边缘的阶级和边缘的地区都要求简单，这就削弱了书吏繁复文字的地位。【P.36】

古老的埃及文明，最初的圣书文字以石头作为载体，按照伊尼斯的理论这是一种绝对倚重时间的媒体，而倚重时间的媒体带来的是宗教国家。

神是政府的机构，是绵延不觉的创造力的工具，是法律和公正的信使。【P.12】

埃及文明从绝对王权向比较民主的组织机构的转移中，发生了深刻的动荡。与此巧合的是另一个转移，从倚重石头向倚重莎草纸的转移。【P.13】

莎草纸的历史最早也可以追溯到第一王朝，正是在被征服地下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发现了可以制作莎草纸的植物。莎草纸轻便，可远距离运输，书写轻松，使得文字也从复杂的圣书体转变为僧侣体，“手写文字的数量显著增长，文字、思想与活动的世俗化就随之产生。”知识被僧侣阶级的垄断首次被打破了，普通的阶层可以通过提高文化水平来享有特权。但也正是由莎草纸带来的对特权阶级的冲击，最终导致了古埃及在石头（时间偏向）和莎草纸（空间偏向）两种媒介的争斗中，被外来民族征服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两河流域，建立在以泥版（时间偏向）为媒介基础上的国家，由于其北方黏土的缺乏而引进了莎草纸（空间偏向）和软笔，这促进了灵活多变的字母表的兴起，而字母表“有利于小城市和小国的发展，而不是有利于帝国”。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先后衰落正是由于没有解决好宗教和字母表的影响而造成的。

伊尼斯眼中，希腊是“理想”的帝国，它既有时间偏向的口头传统，又出现了空间偏向的字母表，似乎是完成了时间偏向的宗教帝国和空间偏向的政治帝国之间的平衡，但这种平衡缺乏相互的制约。希腊文明既没有强烈的宗教观念，希腊神话中的神都是绝对人性化的，也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仅以城邦这种形式结合在一起。

口头传统，一方面将被垄断的知识，由吟游诗人、哲学家、戏剧家传播到市民阶层中，促进文化兴盛的同时，个人主义在口头传播中觉醒了，各阶层、各地区都试图利用书本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地理、方言和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希腊各城邦之间的鸿沟，加快了希腊文明的瓦解。

对繁难字的垄断权，曾经是东方大规模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这种垄断被摧毁了。字母表对不同语言的适应力，削弱了抹平差异、整齐划一的可能性，增加了治理的难度，给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带来致命的结果。【P.74】

建立在文字和莎草纸的基础上的罗马，具有强大的文字传统，“书写的传播促进了共和体制的垮台和帝制的兴起”。文字和莎草纸的空间偏向性，使罗马最终成为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的政治帝国。

但是莎草纸的使用量的与日俱增，也暴露了其弱点：易碎、易脱落、书页超过50张就显得笨重。另一种媒介此时兴起了——羊皮纸，虽然它比莎草纸更加轻便，但复杂的制作工艺、昂贵的价格，导致其在媒介偏向性上属于了时间媒体。羊皮纸的兴起也使“基督教比其他宗教占有更大的优势”。

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饬令》确定了基督教的特许地位。这也完成了罗马帝国从政治帝国向宗教帝国的转变。尽管罗马帝国后期分裂为了东、西罗马，其领土也被日益蚕食，但是帝国的核心还是坚持到了1453年。

拜占庭帝国（东罗马）的发展靠的是两种组织的折中，这两种组织反映两种媒介的偏向。莎草纸有助于帝国官僚体制的发展，这一体制与辽阔的国土相关。羊皮纸有助于教会阶层制度的发展，这一制度与时间相关。【P.114】

羊皮纸的兴起在事实上加剧了知识的垄断，使欧洲中世纪成了一个蒙昧时代。但是，也正是由于羊皮纸的时间性偏向，使得希腊文明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大量著作得到了保存，不至于因为莎草纸的易脱落性而散失不存。

这种垄断直到纸张和印刷术的普及才得以打破，而这种普及发轫于商业领域：

纸的生产传到欧洲是商业革命的标志。这场革命始于AD1275年前后。纸张的使用推动了信用的成长，其表现是保险单和汇票的使用。【P.135】

纸张“使得过去传播思想的昂贵材料被一种经济的材料取代，这就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流传”。普通的市民阶层也拥有了阅读的权利，白话文学以各地方言的形式逐渐兴起，“白话文学的兴起加速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反过来，民族主义又加速了白话文学的发展”。

文艺复兴首先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兴起。羊皮纸的主导地位不保，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宗教组织、官僚体制也随之倒塌，宗教改革在欧洲各地兴起，《圣经》用白话文大量印刷，普通的信徒也有权拥有，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理解，接着尼德兰地区首先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欧洲的现代国家版图逐渐形成。

造纸业和印刷业的发展，最终产生了报纸这种现代媒体，知识在被打破垄断之后，信息也成为了共享资源，书面文字并非必须由学者、专家书写，普通的记者就可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正是看到了报纸的强大力量，政治团体开始利用其控制舆论，然后广播又出现了，新兴的政治团体又利用广播打破政治垄断。

在纳粹党人当选这件事情上，广播喇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德语主导的地区回应了广播中邀请它们加入一个大德意志帝国的号召。在很重要的程度上，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报纸和广播这两种媒介冲突的结果。【P.176-177】

伊尼斯的文字结束在了二战时期的广播时代，1952年，伊尼斯去世，他没有看到二战之后后现代媒介和数字时代媒介的大发展，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或许他没有料到的是，二战之后，报纸和广播和平共处了下来，之后诞生的电视和计算机网络也没有和旧媒介产生巨大的矛盾冲突。电视的普及，计算机网络的应用，使得媒介的空间偏向性日益严重，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现代媒介无孔不入，一方面使得政治和经济组织，有了更大的空间可以利用媒介实现自我宣传；但是另一方面，新媒介不断地打破垄断，普通公众在地位提升的同时，也可以在媒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想通过媒体来控制他们变得越来越艰难。伊尼斯可能更加没有料到的是公众对媒介的参于热情越来越高涨，甚至连媒体垄断的信息发布、传播技术也已经岌岌可危。普通人可以在媒体上发表信息（博客），通过媒介上的选秀活动一夜成名（《超级女声》），或者自我炒作成名（芙蓉姐姐、木子美等），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自己制作电视，并通过网络传播（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帝国和传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察角度，新媒介的涌现不断打破着以往的垄断。寻找一种空间和时间的平衡机制来制横传播的偏向，应该是伊尼斯写下《帝国与传播》的最终目的，以史为鉴，但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这或许已经不是一个帝国的问题，媒介日益明显的空间偏向性，使得整个世界都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寻找的是这个世界的出口。